第64章
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嘉宾合家喂食刺魟与表演”等活动。我最后参加了重要抗郁剂的美国产品发布会，这项产品很快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虽然这项产品发表会是在负责管理所有这类产品的管制单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范下举行，但它仍然是一种“飞天瓦伦达氏”（美国的杂耍家族）也规划不出来的马戏表演。而且，它还是不搭调的混乱庆典，充满了舞会和烤肉宴营造出的浪漫情怀。这是美国公司炒作商品的典型手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里，行销人员对任何产品都是用这种手法打入市场，我觉得这种浮夸手段虽无伤大雅，但对于一种为饱受折磨的人制造的产品来说，其推销手段还是有点奇怪。
为了参加正式的主题演说，行销人员聚集在巨大无比的会议中心。听众人数多得可怕——超过两千人。等我们一坐定，一座舞台升起，好像是歌剧《猫》一样，上面是一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着“摆开烦恼，迎向快乐”，接下来是“惊惧之泪”二重唱的曲子“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一位巫师站在背景前，欢迎我们参与这项神奇产品的发布会。大峡谷与森林小溪的巨型照片打在二十尺宽的银幕上，灯光亮起，显露出一座类似工地的布景。管弦乐团开始演奏“朋克弗洛伊德”乐团专辑《墙》中的曲子。一座巨大砖墙慢慢地从舞台后方升起，上面写着竞争对手产品的名字。一群戴着矿工帽和十字镐的舞者在电动舞台上奋力表演，击垮了其他品牌的抗郁剂，此时后方控制室打出的七彩镭射光，印出产品的标志。同时，显然是用布景石膏做的砖头散落一地，舞者踢掉工作靴，跳起不搭调的爱尔兰吉格舞。银幕上打出数字的同时，行销大军的头头高声欢呼着踩过这片废墟，他兴高彩烈地谈着未来的获利，好像刚赢了一场“家庭对抗”（美国老牌益智游戏节目）。
这种荒唐的表演令我非常不舒服，但它的确鼓动了群众。中场出现的啦啦队更让观众无比兴奋。等到这些杂耍都结束之后，观众已迫不及待，望眼欲穿。开幕仪式之后，接着是对行销大军提出严肃的人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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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嘉宾合家喂食刺魟与表演”等活动。我最后参加了重要抗郁剂的美国产品发布会，这项产品很快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虽然这项产品发表会是在负责管理所有这类产品的管制单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范下举行，但它仍然是一种“飞天瓦伦达氏”（美国的杂耍家族）也规划不出来的马戏表演。而且，它还是不搭调的混乱庆典，充满了舞会和烤肉宴营造出的浪漫情怀。这是美国公司炒作商品的典型手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里，行销人员对任何产品都是用这种手法打入市场，我觉得这种浮夸手段虽无伤大雅，但对于一种为饱受折磨的人制造的产品来说，其推销手段还是有点奇怪。
为了参加正式的主题演说，行销人员聚集在巨大无比的会议中心。听众人数多得可怕——超过两千人。等我们一坐定，一座舞台升起，好像是歌剧《猫》一样，上面是一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着“摆开烦恼，迎向快乐”，接下来是“惊惧之泪”二重唱的曲子“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一位巫师站在背景前，欢迎我们参与这项神奇产品的发布会。大峡谷与森林小溪的巨型照片打在二十尺宽的银幕上，灯光亮起，显露出一座类似工地的布景。管弦乐团开始演奏“朋克弗洛伊德”乐团专辑《墙》中的曲子。一座巨大砖墙慢慢地从舞台后方升起，上面写着竞争对手产品的名字。一群戴着矿工帽和十字镐的舞者在电动舞台上奋力表演，击垮了其他品牌的抗郁剂，此时后方控制室打出的七彩镭射光，印出产品的标志。同时，显然是用布景石膏做的砖头散落一地，舞者踢掉工作靴，跳起不搭调的爱尔兰吉格舞。银幕上打出数字的同时，行销大军的头头高声欢呼着踩过这片废墟，他兴高彩烈地谈着未来的获利，好像刚赢了一场“家庭对抗”（美国老牌益智游戏节目）。
这种荒唐的表演令我非常不舒服，但它的确鼓动了群众。中场出现的啦啦队更让观众无比兴奋。等到这些杂耍都结束之后，观众已迫不及待，望眼欲穿。开幕仪式之后，接着是对行销大军提出严肃的人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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